对我来说，2002年是可怕的一年。这年我48岁，本想在今后的岁月里再多干一些事情，可就在这时，我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肚子胀，吃不下饭，浑身没劲儿，躺在床上无意用手摸肚子，感觉里面有了一个硬块，到医院一照B超，说是有多发性子宫肌瘤，不排除病变。医生说要立即做手术，于是连忙去北京市妇产医院联系床位。9月19日是我的生日，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医院。9月25日做了子宫切除术，说七天看切片结果，如没有问题便可以出院。这时正赶上国庆节，同病房的人都出院了，可大夫不让我出院。我非常着急，想回家，因为家里马上要搬迁。10月4日实在等不下去了，便死磨硬泡地跟大夫请了假，大夫在准假的同时对我说，过节后让你爱人来办一下手续。10月8日下午，我给医院打电话询问切片结果。大夫说：“你明天回趟医院吧。”我问是不是病理结果出来有问题，大夫依然重复刚才那句话。我放下电话，心里直打鼓，感觉一定是出问题了，越想越伤心，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医院，在病房走廊正好碰到我的主治大夫，便急切地问：“大夫，是不是我的检查结果有问题？”大夫安慰我别着急，说没什么大事。我说：“大夫，您就跟我说实话吧，我有思想准备。”大夫终于告诉我：“你的切片出来了，瘤子里面开始病变，确诊为平滑肌肿瘤，需要做二次手术，并且要转到肿瘤科，那边已经给你安排好床位了。”大夫说完这话，把检查报告单也递给了我。我看了一遍，但说句实话，什么字也看不清了，眼前一片模糊，大脑一片空白。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怎样跟着护士来到肿瘤科病房的。我住的是三人间病房，但病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另外两个病友做化疗去了。我孤伶伶地躺在病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脑海里闪现出七十多岁的父母，两位老人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一会儿又想到孩子还没有自立，将来谁来照顾他？想到这些，泪水哗哗地往外流。我茫然而默默地问苍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走进一个人。她说：“你是新来的吧，我是十四床的。”这时我抬头一看，她的头上带着一顶白帽子。她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呀？”我把大概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说：“没关系，咱俩的病是一样的，你看我都做四个疗程的化疗了。”原来做化疗是要掉头发的。她说没事，过一段时间头发就长出来了。她还告诉我，她出院后准备参加抗癌协会，锻炼身体。这时我的心稍稍平静下来。第二天，我看到其他病房里那么多病友，患的都是肿瘤，但他们都非常乐观，这对我是一种无形的感染。平静地接受现实吧，我暗暗地叮嘱自己。就这样，我于10月17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10天后开始第一次化疗。化疗是痛苦的，而且一次比一次难受，做到第三次时，我真的不想做了，可是家人一直鼓励我，病友也在帮助我。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四次化疗。前后20次放疗的痛苦过程，历时半年。
　　2003年3月25日，我终于出院了。出院后，女儿每天陪我散步，但走不了多远，我就感到腿脚发软，每当这时，我就叮嘱自己：不要歇下来，要坚持多走一段。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可以从家里走到公园了。到了公园，听到那优美的乐曲，心情非常舒畅。后来，到公园的次数多了，我就开始慢慢地随着乐曲跳起舞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不仅可以跳舞，还参加了公园组织的军民联欢演出。所有知道我有病的人都说：看你的精神真好，一点都不像个病人。
　　出院一年多了，我感觉对于癌症这个东西，不要有过重的精神负担，要乐观、坚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把坚持用药与积极锻炼结合起来。既然老天爷跟我们的人生开了一个玩笑，那就让我们笑对人生吧。我们要和健康人一样去迎接光明的每一天。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北里 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