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临床因素的肺癌个体化治疗,尽管比单纯依据经验的治疗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但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的个体化治疗。譬如,Ⅰ期肺癌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依据分期治疗原则对该群体采用相同的手术治疗策略,仍有20%~30%的患者生存期未超过5年,这部分患者实际上接受的并不是个体化治疗。
　　基于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肺癌个体化治疗。
　　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基因谱。因此,基于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肺癌个体化治疗,有可能让我们对每一个肺癌患者量体裁衣,设计出独特的、效果最好和毒副作用最低的治疗方案。
　　基于肺癌分子特点的抗癌药物选择
　　被誉为近5年来肺癌研究中的最重要发现之一的是,确定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吉非替尼的靶向人群为东方人群中的非吸烟腺癌患者。我们的研究提示,中国人肺腺癌的EGFR突变率为34.1%,远高于其他类型肺癌的5.7%(P<0.05)。实际上,东方人群、女性、非吸烟和腺癌这4个临床因素可归结于EGFR突变这一独特的分子生物学特点。因此,根据EGFR突变情况选择合适肺癌患者并进行吉非替尼治疗可望使肺癌治疗更为个体化
　　基于生物标志物的化疗方案选择。
　　“量体裁衣”一词已频频和“化疗”一起联用。量体裁衣化疗的基础,就是基于生物标志物的化疗方案选择。在肺癌领域,有意思的是有关ERCC1和顺铂、RRM1和吉西他滨、β-tublin和紫杉类药物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的美国临床肺癌学会(ASCO)年会上,Rosell报告了第一项基于分子标志物分型选择化疗方案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ERCC1低表达组对含顺铂的两药方案有56.6%的最高反应率;非常遗憾的是,ERCC1高表达组对非铂方案只有37.7%的有效率,并没有显示出高效的结果。
　　我们的一项辅助化疗Ⅲ期临床随机对照实验(CSLC0201),探讨了β-tublin Ⅲ在预测NSCLC术后辅助化疗疗效中的价值。患者均为完全性切除NSCLC,术后辅以多西他赛加卡铂4周期化疗。结果显示,中位无复发时间在β-tublin Ⅲ阳性组只有6个月,在阴性组为26个月(P=0.006);辅助化疗无效组有66.7%的患者存在β-tubulinⅢ阳性表达,明显高于辅助化疗有效组的14.3%(P=0.063)。
此外,RRM1的多态性也决定了吉西他滨的耐药性问题。多药耐药基因MDR-1的过表达意味着对多柔比星和紫杉醇的耐药。
陷阱还是出路?
　　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结果让人眼花缭乱。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癌症的个体化治疗时代马上就要来临?实际上,实验室、临床小样本的研究结果和临床应用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要跨越这一鸿沟并非易事。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将已获得的初步认知轻易地推广应用到临床实践。可以这样说,癌症的个体化治疗,处处有陷阱,处处是出路,关键在于如何填补实验室和临床实践之间的鸿沟。（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肺癌的中医治疗
　　治疗本病应在中医辨证理论具体指导下，辨明虚实邪正，在整体和局部相结合的理论观点上，抗癌治疗和扶正固本治疗相结合，辨证治疗与辨病治疗相结合。中医学认为肺癌发病的病因病机是正气内虚、痰凝毒聚和脏腑阴阳失调，具体辨证分型又有5-6种之多，但仔细研究，究其根本，则为"气虚"。正气内虚当为气虚，不需阐述；痰凝毒聚，其因则为水湿停留，气不足而运化不利导致；脏腑阴阳失调，脏腑功能降低，亦是气虚表现。肺为娇脏，五脏之华盖，阳常不足，故其"气虚"之中应以"阳虚"为主。纵观医家之论，鲜有把"阳虚"定为肺癌病机根本之说。笔者参阅部分学者意见（附于后）根据实践观察应用，证实该病机探讨正确，以此指导临床治疗，已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绝大多数肺癌患者，尤其是早中期、中晚期患者，均表现为舌质偏胖，苔薄白，其他如面色苍白、乏力、倦怠等阳气虚证或多或少，或明显或不明显地存在着。经用温阳扶正药调理后好转，但停一段时间（1个月左右）后又基本恢复原状，再用温阳药物又得以改善。故笔者根据中医学的病机分析及医疗实践证明，肺癌的根本病理病机为"阳气虚"，故温阳益气之法宜贯穿于肺癌治疗的始终。其基本方（肺癌主方）为：
　　人参（或西洋参）10g，黄芪30g，麦门冬15g，五味子9g，桂枝20g，炮附子30-60g（先煎），菟丝子15g，女贞子15g，鹿茸3g，仙灵脾15g，沙参15g。
　　（一）辨证分型治疗
1.脾虚痰湿型
　　证候：咳嗽痰多，胸闷纳呆，神疲乏力，面色苍白，大便溏薄，舌质淡胖，苔白腻，脉濡缓或濡滑。
　　治法：健脾除湿，温阳益气，化痰散结。
　　方药：肺癌主方，选加健脾化湿药，如白术15g、茯苓15g、制半夏10g、陈皮10g、薏苡仁15g、牡蛎30g、象贝母15g等。